发达经济体“次贷危机”泥潭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冲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财政、金融、产业经济等。曾参与发展研究中心多项重点课题研究，参与课题曾获得2012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一等，多次获得“中国发展”。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在上放弃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东经济对峙不复存在。苏联解体更导致了“两极世界”中一极的消失。在苏联东欧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越南在推进市场化，印度等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则在削减对民族工业的。于是，“两极世界”演变成了由美国主导的“一元化”市场经济新局面。全球市场的形成，使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成为可能，迎来了全球化2.0时代。在新一轮技术（如信息通讯技术）、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如航空、海运条件进一步改善）、管理理论创新（如价值链管理、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并把标准化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转移出去，从而形成了“发达工业国— 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梯度国际分工格局：
发达工业国家以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国家为代表。面对技术和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上述国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标准化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被转移到海外，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生产活动上，如创意研发、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生产性服务等。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发展成为世界产业基础设施和产业标准的提供者、世界安全秩序的重要者。特殊的垄断地位，使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2%以下（2018年为11.4%）。
新兴经济体以中国、印度为代表。中、印两国的工业化进程本来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也取得明显进步，再加上两国都是“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这就为其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印度积极承接跨国公司产能转移和业务外包，在大量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加快了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中国、印度的发展又带动了对石油、铁矿石等大产品的需求，为资源富集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本地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事实、跨国公司主导产业转移进程的事实，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是相互补充、错位竞争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发达工业国主要从事高附加值生产活动，而新兴经济体主要从事标准化的、低附加值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传统发展中国家在本轮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边缘地带，受益相对有限。即便如此，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其发展和竞争地位。面对新、新机遇，这些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为世界市场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初级工业品、旅游服务等，从外部进口自己所需的生产设备、生活用品，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在稳步取得进步。
“次贷危机”后，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上述分工格局被打破。2010年后，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出现了主导产业的快速更迭，冶金、建材、能源等传统产业步入成熟期，增长速度下降；而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等产业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风起云涌，信息深入发展。
为了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机遇，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快产业升级步伐的重大举措。“供给侧结构性”的实质，就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升级、动力转换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2010年到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从41.21万亿元增加到90.03万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7.45%。第二产业占P比重从46.4%下降到40.7%，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从40%下降到33.9%，服务业占比则从44.1% 上升到52.2%。
在各产业内部，结构也在明显优化。近年来，以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已显著改变了中国的工业结构。2018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具体指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加值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13.9%，装备制造业（具体指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则达到32.9%。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19年度新兴科技领域“50 家最聪明公司”评选中，中国上榜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也充分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重心之一”；中国已成为AI产业领域“世界领先的重要参与者”。发达经济体“次贷危机”泥潭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产业实力的快速跃升，改变了发达工业国、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三者之间的体量对比，首先触动的就是发达经济体的奶酪。中国人口远超主要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对于在位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加入一方面带来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使其优势产业（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发展潜力，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面对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发达经济体的部分产业（企业）有可能会衰落，甚至。中国加入工业化国家阵营还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基础产品、原材料、特色农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品和现代服务供给明显增加，价格也被压低。对于在位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都是不利的，都意味着调整和改变的压力。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这种调整的压力必然是巨大的，调整过程也是持久的、深刻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就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接续成为“新新兴经济体”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前面还提到，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即便没有更多国外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仅凭贸易条件改变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知识带来的观念进步与生产技能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步伐也会加快。这些都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也加剧了大国间的争夺。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体量小，社会结构脆弱。在国内外矛盾快速演变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以国家利益。稍有不慎，个别国家甚至有可能出现矛盾失控和社会动荡的局面。
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3。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早在2014年就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了。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也引来了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猜忌和防范。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地缘利益、经济体制等方面均和美国存在明显差异。在一些美国人士看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必然会谋求自己的范围， 必然会对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带来挑战。就像太阳系一样，如果出现两个中心（太阳），并任由各大选择自己的中心并围绕其进行公转，那么必然会出现影响力远超“恐龙”的“大碰撞”。因此，在他们看来要维持现行的世界秩序，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
早在“次贷危机”后不久，当时的奥巴马就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一手增加美国的军事存在，推动南海“航行”；一手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力图重塑环太平洋经贸规则。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把中国定位为“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发表，全面阐述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彭斯在中大肆来自中国的，他介绍了特朗普采取的强硬对华措施，并：“我们的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就业和美国的安全”。彭斯的因为石破天惊、火力四射而被冠以“新冷战宣言”。在新的政策视角下，贸易战早已超越经贸摩擦范围，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未完待续)带土字旁的男孩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