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我们早，条件佳，且有更多传教士来华。早在明末，因利玛窦等人的不懈努力，东渐已成规模，汤若望带来数千本书籍，其中3000本到清初时尚存，《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大量汉译著作。
然而，1895年的甲午之败成了历史的分水岭。直到此时，我们才发现，中国严重缺乏翻译人才，仍靠传教士口译、中文誊抄来学习先进文化，而日本此时翻译西书已达数千种。
今天看严复的《天演论》，完全是再创作，可它却是“名著”，影响了一整代中国人，而不懂外语的林琴南，居然成了“翻译家”。
误译、错译、不译、硬译……这使我们与世界发展的大潮总有一层隔阂感和陌生感，使我们对先进文化的吸收难以做到普及和通透。对翻译的忽视，曾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可直到今天，它依然没得到应有的尊重——翻译稿费之低，鼓励了低质量翻译，翻开许多译本，佶屈聱牙、难以卒读不说，其中硬伤、差错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著名翻译家，一些著名出版单位，也推出了颇多粗糙之作。
与翻译数量少、质量差同步的是盲目跟风，《旧制度与大》被领导关注后，一下冒出10多个新译本，有的竟比初译本质量还差，在此大潮中，钟书峰也推出了自己翻译的该书唯一全译本。透过这本下了大力气的书，有太多的话题引人深思：翻译究竟该怎样做？如何提高翻译水准？翻译的价值何在？为此，《晨报》特专访钟书峰先生。
钟书峰：您过了，到目前为止，我重译的只有《社会契约论》等四部经典名著，离“很多”还有很多要走。
我上研究生时，在学校图书馆借了《社会契约论》，可怎么也读不下去，当时心想，卢梭的东西怎么啰啰嗦嗦、文理不通呢？后来看了原著，才知道是翻译问题。商务版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也存在类似问题。
钟书峰：原因很多。有时代原因，例如，当时的不丰富，国民整体外语水平不如现在，行文风格与今天读者阅读习惯有差异。也有原因，有些业，或没吃透甚至没看懂原著，有的不具备翻译该名著所必须的专业背景，例如，商务版《论法的》《社会契约论》《旧制度与大》的几个，就欠缺翻译该类书籍必须具备的知识。也有出版社原因，编辑把关不严或欠缺相关知识而无法把关。还有利益原因，我们在评职称或者统计学术研究时，翻译作品无足轻重甚至根本不予考虑，导致大家普遍不愿搞翻译。
钟书峰：我有同感。我虽然爱好翻译，但我不愿看译著，或者说无法看下去。目前出版的译著，确实误译、硬译之处不少。这些问题很难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尤其不可能仓促解决。
翻译本身就是犯错，或者说，翻译就是，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甚至是不可译的。翻译质量不好，会导致人们不愿读，会增加沟通交流障碍。但翻译都存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我相信，由于我们比前人拥有更为便利的资源与条件，只要越来越多的和出版社这一原则，中文译著的质量是会逐渐提高的。
钟书峰：我以为，翻译质量的高低，主要与水平、出版社的审查机制，以及编辑的责任心有关，与是否回归市场关系不大。在现有体制下，倘若将翻译作品列入职称评定等评价考核体系，有助于提升翻译质量。
晨报：提到名著翻译，大家会首先想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可感觉一半以上读不懂，您的感受如何？
钟书峰：有同感，我非常不喜欢“汉译名著”系列，不像汉语也不像外语，磕磕巴巴，有的竟然不知所云。请允许我以《旧制度与大》为例，说明经典名著翻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首先，人名或者专有名词的前后不统一。法国行省“Guienne”，有的译为“吉耶纳”，有的译为“吉耶内”，有的译为“基耶内”。又如，法国旧王朝的财政总监“Necker”，有的译为“内克尔”，有的译为“内克”。再如“corvées”，一会儿译为“”，一会儿译为“徭役”，很不统一。
其次，有些术语值得商榷。书名译为《旧制度与大》，就值得商榷，更确切的书名或许应是《旧王朝与大》。
第三，有些令人费解。比如“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令人费解。其实，换成拙译“未经允许，其他任何下属，擅自行动”，就好懂一些。
钟书峰：虽然有个别谈判能力较强，可以争取到稍高的译酬，但出版界译酬普遍不高是事实，根本不能指望依靠翻译养家糊口，这种局面，与特定时代不重视甚至取消版权有关，但到现在，主要与出版业的盈利能力不强有关。
低定价、低印量、低折扣，中国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层次很低，一本书创造的利润空间有限，每个环节分利自然也高不了。出版社挣不了大钱，如何能给高译酬？没有高译酬，又如何吸引好？现在图书市场，罕见以翻译为职业的。两者互为，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图书翻译质量低下。或许唯有先做大出版业，翻的收入才能有本质提高。
翻译出版，是“百年树人”的基础工程。译酬过低，必然影响这一工程的质量。在提高翻译质量上，国家可以采取不少措施，例如：一是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译酬、稿酬不必纳税。创作与翻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分摊到各单位时间，其数额很少。将长期所得视为一时所得，常理。稿酬纳税在国家税收中所占比重很小，稿酬不征税，不会对国家税收产生什么影响。二是减免出版业税收，把它作为扶持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三是现行书号制度，目前书号成为寻租的工具，增加了出版行业的负担。
钟书峰：我统计了一下，截至2013年4月30日，《旧制度与大》共有18个中译本，其中不少译本从翻译到出版只有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此翻译出版规律之事，不知道是怎么“翻译”出来的。
钟书峰：《旧制度与大》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最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的时候。”不少人据此引申出一个结论：不等死，找死，找死不如等死。对于如此结论，相信九泉之下的托克维尔倘若有知，都会感到无比惊讶。
完整原文是“对于坏而言，最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托克维尔是针对坏作出的判断，好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次，要联系上下文理解托克维尔的观点。18世纪大前的法国封建王朝，貌似非常繁荣，其实败絮其中。再次，托克维尔明确指出，法国旧王朝“罕见实施最需要实施的，或者很快就放弃此种”。法国封建王朝是一个的，其不少所谓，是到墙角时才实施的敷衍。
钟书峰：阅读《旧制度与大》时，难免会联系社会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很难与书中的情况简单类比，当然，作为，我也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能够认识到，30多年建设成就巨大，却也积累了颇多问题，所以要真，要主动，要加快，要综合配套，否则，就会像所言，“只有死一条”。
钟书峰：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无奈选择，往往会坠入“—、极权或者—”的恶性循环。从历史上考察，、极权或者社会，迟早都会爆发；真正崇尚的社会，鲜见爆发。但是，倘若不能守住公平的底线，无论是哪一种社会，恐怕都无法“告别”。
晨报：虽然《旧制度与大》是经典名著，但在法国大前，它影响不大，当时畅销书基本都是小说，可见，理论对现实的影响也许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不知您怎么看？
钟书峰：革不与读不读书的关联不大，一本书改变不了历史。既然真理并不存在，如果我说能从《旧制度与大》中得出真理，看了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读者朋友千万不要相信。
钟书峰：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因写了一篇《旧制度与大》的书评发表在一家大报上，结果获得了工作机会。这是个例外，不模仿。这本书不是生活指南，为了找工作而读它无济于事。不过，阅读本书会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引起对自己处境的判断与思考，有可能间接影响个别人的生活与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工作并不是生命的全部，稻粱谋之外，人们还要有的追求，那就不妨多读书，读好书。
有时候我也难免迷茫，但是我知道，即使迷茫，也还得过日子，人总要有一点追求，要相信知识会带来喜悦。否则，没有追求的生活就是真迷茫了。
钟书峰：你所指的大概是名著翻译作品中常见的欧化汉语，这种译法实不可取，有些认真的读者误以为晦涩难懂是高深莫测，是对自己能不能“打硬仗”的，于是自己根据前后文来臆测猜想，让“”起来，这样很容易误读。
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很多经典名著都应该列入重译的行列。而要让一般读者读懂世界名著的汉译版，中文的责任就是要夯实专业知识，彻底读懂原著，用地道的现代汉语进行的翻译。
晨报：重译一本名著获得的收入很低，支撑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您不觉得这样做太亏自己了吗？
钟书峰：我把翻译定位于业余爱好，没有多想其他。从稿酬及名声两方面看，翻译确实不如搞原创。但是，我乐在其中，何况还能通过翻译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尽微薄之力，这就足够了。